1930年代，立法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吴经熊撰文鼓吹国民政府社会本位立法：俗言说的好，无巧不成事，刚好泰西最新的法律思想和立法趋势，和中国原有的民族心理适相吻合，简直是天衣无缝。

[38] 在我国《宪法》中，涉及作为社会权的环境权的条款可以分为国家目标条款和国家政策条款两类。[24] Joshua C. Gellers认为，与程序性环境权利不同，社会连带性环境权利一般不甚清晰，其实现的途径也非常不明确，很少包含具体的实施性指示，因此，这种特征意味着颁布宪法环境权的机关所支出的财政和政治成本可能很低，至少在跨国倡议团体迫使国家遵守之前，这种成本最小化的方式使各国更有可能在宪法中采纳社会连带性环境权，而不是程序性环境权条款。

（c）建立及开发保护区、自然公园及休憩公园，划分及保护风景与地点，以确保大自然受保护，并保存有历史或艺术意义之文化价值。在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方面，我国早在2007年就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19年进行了修订，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规定了公众参与制度，因此，我国有关程序性环境权利（群）的法律保障比较充分。[8]Sanja Bogojevi?与Rosemary Rayfuse则概述了三种常用于描述和促进环境权利的框架：自然权利、环境人权、环境参与权利。[47] 值得说明的是，如果我国的环境权是一项与西方的环境权内涵并不一致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必要创设一种新的作为私权的环境权，即通过扩大权利清单的方式以确立这项权利。此种权利会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把人们联合起来。

[46]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权与宪法和类似文件中所规定的许多其他权利可能产生竞合，与其他一些具有明确边界的私法权利类型相比较，如财产权，显然一项作为个人权利的环境权的边界缺乏精确性，更重要的是，环境权在现阶段并不存在其他已定型化的权利不能保护的内容，更多是现有权利在环境领域的适用[36]社会权规范主要有两种类型——规则和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要借助规划权这一概念来理解和建构我国公民之于城市土地的权利，就不能将之错置于以消极自由为基座的权利体系之中。

因为不管权利新在何处，其总是要进入学理上所建构同时在制度上也得到确认的权利体系的。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9年第10期。其从发生学视角出发，将代际生育平等权定性为社会权。[31] 参见常健：《以发展权为核心重构人权体系》，《求是》2017年第14期。

同样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认识到采光权纠纷牵涉到公法与私法，但有学者还是只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合法性角度出发将之界定为公法问题，[28]却没有上升到采光权的公法权利属性与公法救济机制问题，因而未能深入挖掘采光权纠纷涉及公私法冲突的更深层次的法理，未能由此探索更为合理全面的采光权救济、保障机制。[8]需要注意的是，体系化并非是将某种价值或价值位阶予以绝对固化，而是希望借由体系化来维续法秩序的基础标准的稳定性或持续性。

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在创设新型权利概念时，必须贯彻体系化思维，既要全面理解并把握体系化视角下权利的四个维度，也要把握此种权利在整个权利体系的位置，自觉建构体系化的权利。而一旦寻得安身立命之所，体系化就能够迅速帮助我们找到权利的建构方法与权利的保障之道，实践中的法律问题将循此解决，至不济，我们也能因此有效避免在寻求、确定法律问题解决之道过程中的失误。比如，有作者认为，环境权在我国语境中是无法权利化的环境利益，很可能是一种无法进入法律实践的政治性修辞。同样，因为土地公有制，我国公民对城市土地的权利并不同于私有制下的土地权，后者属于消极自由、私有财产的范畴，属于对抗国家干预的权利，而中国语境下公民对城市土地所享有的权利是一种公平分享权。

参见宋亚辉：《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发布权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综合以上观点，我们可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就人格得到如下共识：在哲学（神学）中，不同于物理意义上的人，人格乃是以个别性的方式存在的、拥有理性能力和责任能力的精神性实体。这种三位一体理论最初的解释模型便是：一个演员，在同一出戏剧里，可以戴着不同的面具，扮演三个角色。而法律学的人格概念则基本上可归属于第三种意义模式，[34]即将人格界定为作为人所必须具有的资格，或者一个人作为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所必须具有的资格。

在此意义上，一般人格权自然应包括在德国宪法上受普遍保障的一般行为自由，以及在美国宪法上受到极度重视的隐私权等等，甚或具有可与美国宪法中未列举宪法权利概念互相沟通之处。[47]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K. F. Koehler Verlag,1963, S.214. [48]齐延平教授对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中的尊严条款进行了逐一梳理统计，发现尊严一词共出现358次，涵盖145个国家。

[45]参见前引[4]，胡锦光、韩大元书，第279页。这种位置决定重要性的理论，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宪法解释中所曾盛行的立宪者意志说的立场，但其潜在的假设——立宪者制宪时必然将重要的条款首先写出来——实际上立论亦并不稳固，更何况宪法学早已走出了立宪者意志说的理论迷局。

五、结语 我国宪法学界对个别的基本权利的深入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发轫至今，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34]事实上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谢立斌主张采用第二种意义模式，即将人格的文义界定为个人的道德品质。[58]前引[4]，焦洪昌主编书，第294—295页。但是，就现行《宪法》制定当时所能见到的存在合成词人格尊严表述的规范文本中，人格与尊严的关系都是限定关系。人（Mensch）最高的追求就是成为人格。注释: [1]参见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2页。

现在居于主流地位的学说认为，广义的人身自由包括狭义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以及通信自由与秘密，而人身权则是人格尊严的一个下位概念。[24]N. Dorsen, M. Rosenfeld, A. Sajó，A. Baer,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Cases and Materials, West Group,2003, p.491. [25]前引[20]，康德书，第55页。

一时间，‘走资派‘叛徒、内奸、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臭老九‘牛鬼蛇神等侮辱性称号满天飞，一大批好干部、优秀知识分子无辜被批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剃了阴阳头，‘坐喷气式，罚站，罚跪，游街示众，总之，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人格扫地。而结社自由则是保障人格借以发展自身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他在陈述了现行《宪法》制定的历史背景之后，说：正是在这种共识基础上，八二宪法分别在第37、38、39、41条中连续对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人的尊严不受侵犯作了规定。根据《圣经》，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独自富有精神、智力与意志，并被上帝指定为万物的主人，从而具有优越于诸被造物的地位，成为世界上唯一因其内在的精神生命而被称为person（人格）的存在，而人格在结构和完善性程度上都优于物，所以人具有尊严。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条文顺序并非规范之重要程度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承认条文所处的文本位置会对规范之体系地位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1]自其诞生以来，宪法学界对于该条款之规范内涵的探究便从未停止，并相继诞生了三种主要的学术立场。[13]换言之，persona在罗马法上专指作为权利义务之归属主体的自由人。这一论点还可以有其他辅助证据：德国《基本法》的各种英文译本将前述两个德文词汇均译为inviolable。

此一地位的确立，将有助于宪法教义学的体系化作业，并极大地推动中国宪法学的成熟。这一点凸显了人格的社会性。

[8]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故而，尊严的意义也大可不必受限于其日常用法，而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规范性调整，即回归到其在西文中的原意：不可替代的最高价值性。

换言之，对于一个完备无漏洞的宪法规范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权利体系——来说，在宪法文本不可能网罗殆尽的现实情况下，必须在理论上建构某种具备包容功能的兜底条款，以使得某些具有重要宪法价值的行为或现象在无法纳入已经明确化、具体化的宪法规范项下之时，得借由该种兜底条款而在宪法上获得存在空间。因此，有人将person定义为一种因尊严而卓越的实体。

另一方面却又将人格尊严的内涵限定于狭义的人格权，即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45]进而在规范内涵上将尊严的部分弃置不论。所以，就人格概念的内涵来说，有必要在理论上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资格说，而恢复至西方主流的实体说，亦即主张：人格乃是具有意志能力和责任能力的、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规范宪法学将这种解释方案简称为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但是，笔者认为，相反的立场似乎更为科学，即：开展并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是保障公民人格尊严的需要。

[63] 概括而言，对于《宪法》38条，我们可以将其前段理解为表达了一种统合性的基础价值原理，即作为绝对权利的人格尊严。换个角度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侵害人权的行为在侵害某一具体基本权利的同时，都是对人格尊严的侵害，即：对现行《宪法》所保障的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侵害都可以视为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害。

后来，基督教神学家将persona引入神学，其意义内容得到了扩展，既被用于人，也被用于神。在具体论述中，则表现为将人格尊严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个人尊严人类尊严等多样性表述在内涵上作等同化处理。

[39]韩跃红、孙书行：《人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释义》，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63页。故而，必须寻找到这样一项统合性的原理，在其统合下，个别的基本权利能够以一种体系性的方式存在并履行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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