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谈的是朱子注解孟子的不得于言，所得者何人之言？《集注》与《语类》见解不同，而该以《集注》为定见。

井然森然杂而不乱，逆顺错综，处处对称，一往一复，妙趣无穷。通行本《周易》的《上经》有三十卦，始于《乾》、《坤》而终于《坎》、《离》。

然而，《易经》本先孔子而在，孔子之后，《易》学也不局限于儒家，于道家及其他各家亦然。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李存山先生也指出： 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这在当时具有数学和宗教学的意义。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须是自一个生出来以至于无穷，便是精。

（《朱子语类》卷七十七） 清代李光地则十分推崇《周易》之卦序，认为卦序一定有它的理论基础，是孔子按照义理来排列的。二、关于卦序意蕴的争论 东汉王充引用京房《易》学的理论，把六十四卦的顺序和历法相结合，认为天气变化随卦而至，不是和政治相对应： 《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岁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关键词】守正创新  创造性思维方法  物质层次  意识本质  科技创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从国家层面对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视和倡导。

人的大脑作为宇宙间最为高端复杂的物质，即使最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难弄清其机理功能。这和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及物质决定精神的原理并不矛盾。随着现代人们对科学深入不断的反思、对重新实现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不懈探索，科学发展新的模式正处于历史建构之中，道德与科学结合，以人文理性支配和引导科学理性，无疑将成为以后科学建构的基本思路。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

谓之古代科学，并不否定它的现实作用。直觉知识和方法论甚至在宗教或艺术哲学中推到了最高峰，比如道家的玄览、禅宗的顿悟、山水画的意境。

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气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而且有真实的客观存在性。[26]刘永启：《论意识的物质性及三层物质观》，第二届中国科技哲学及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论文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2008年12月。如何汲取并借鉴我国传统的意象思维，强化想象力在科技创造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且三层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影响乃至改变这种路径依赖，以善统真的中华科技理念、中华人文思想大有可为。西方强调的直觉，多赖分析的方法，而我们则与事物的整体性关联。不关注价值方向的引领，所谓创新愈多，或则危害愈深。[21]说明信息是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一种全新实在。

我主张以适用来替代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

《脑内革命》一书的作者日本春山茂雄认为：右脑是祖先脑，储存了人类500百万年进化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赋予人以直觉、灵感、顿悟、创意等，信息量更高，为左脑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以上。2016年11月9日，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出版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董光璧指出，以归纳法和演绎法为支柱的逻辑体系只包含了从特殊到普遍和从普遍到特殊的推理，需要补充从特殊到特殊和从普遍到普遍的推理，中国传统科学所普遍使用的类比推理和互补推理恰好能弥补形式逻辑的这种缺失。

一直以来，我们不缺从1—100的积累性、应用型创新，缺的是0—1的原创性、基础性、理论性的创新，或导致一旦形成外在环境的封闭和围堵，其后果将难以预料。运用多学科方法开展心藏神、气的防御作用等中医认识人体、认识生命现象的原创理论研究非常必要。可见，管仲认为直觉并不是神鬼的作用，实际乃人的精神功能高度整合的结果。[23]关于第三层物质（信息或气）向第二层物质（能）、第一层物质（质）的转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实验，比如第三层物质的生磁生能以及打破量子分布统计的实验，还有向农业延伸的对比实验（均属于第三层物质的存在性验证，且有向生产力转化之趋向）。又如《荀子·解蔽》说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通过解除主体自身的障蔽，获得对事物完全客观的认知。这一切最终是建立在既要认识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规律，还要认识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6]——涉及意识本质乃至生命起源的整体科学基础之上。

[3]朱方长、黄正泉：《人文本位传统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殊影响》，《船山学刊》，2003年第3期。就是说，人的大脑90%以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

未来科技创新如何处理好用与无用（短期看似乎毫无功利可言）的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问的是，这些重大科技发明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创新思维在支配着？ 实践适用理性思维。

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实在模式，它把意识作为一种基本的实在包括在其中，要像时间、空间和物质那样基本，也许比它们更基本[30]。我们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并且成就举世无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这种擅长与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16]。

恩格斯即肯定了辩证法的这种功能：它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18]。与形象思维的具体形象展示略有不同，它指的是具有某种程度抽象的、模式化了的形象，可称之为智力图像。水火草木各类动物都属气，气指有广袤能运动的存在。张岱年先生同样指出，唯物论以为气是最根本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则应看到，中国古代推类方法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20世纪以来，随着脑科学的进展，人们对大脑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8页。看起来合乎理性发展的科学，其实犯了方向性引领的错误。

[22] 与西方强调信息横断面的空间结构分布属性不同的是，我国学者发展了对信息作为时间延续属性的功能性认知，将时空结构信息混融在一体的整体状态作为第三层物质的根本内涵，并把它与中国古代科技公认的气论基础结合起来。古人对气的作用做了方方面面非常深刻的论述，但对气的实质没能做出精确的阐释，致使现代人究诘气是什么？可否为真实存在？中国哲学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流动的物质。

这里所说的层次不是一个序列下的系统分层，而是基本物质的种类划分。[15] 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是古代中国科技研究方法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天文、医药、农学、化学、工程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运用。[17]蒋谦：《哲学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27]朱康有：《意识问题：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解决前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本位思想的确定和不断强化，对古代科技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定向作用，即引导、制约和促成了古代科技朝着以服务人生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3]。有学者进一步认为，以物象之‘象为中心，以时间流变的整体把握为主要特征，以‘取象比类为基本的逻辑推演模式的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科技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取得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科学革命[17]。

[2][20]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5、18页。物理学家惠勒甚至提出，现实性的基础可能并不是量子，而是比特（bit），以致可以说是信息。

所谓取象，乃指从事物的形象(包括属性、形态、功能、系统等)中找到能反映本质的特有征象，比类则是通过类比、类推的方法，探索已知之象与未知之象存在的共性，进而找到相关事物的特性。上面提到的以信息为核心的第三层物质假说还关联着对意识物质性及对之开展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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